從明天開始一連兩天，2015年全國碩士研究生招生考試如期進行。這是每年的例行考試。饒是如此，仍有可關注之處。在我看來至少有兩點吧，一個是“思想政治理論”等6個科目繼續(xù)實行“一題多卷”；再一個，廣東省教育考試院將聯(lián)合信息產(chǎn)業(yè)部門、公安部門“出車”、“出警”，派出無線電監(jiān)測車，加強對異常無線電信號的監(jiān)控和查處。兩點實際上可歸為一點：防作弊。前一個是防止場內(nèi)作弊，后一個是防止場外準確地說里應外合作弊。

嚴格地說，這是相當“老”的話題了。溯源來看，作弊與防作弊也許如同一對孿生兄弟，從來都如影隨形。我胡亂猜測，可能自從有了考試，也就同時有了二者的“對立統(tǒng)一”。在角力的天平上，要么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”，要么“魔高一尺道高一丈”，反反復復，誰略勝一籌都只是一時間的事。近年來，但凡級別高一點兒的考試，不拘品種，大抵都要做防作弊的文章。今天不是喜歡拿高考、考研考博什么的和科舉等而論之嘛，不妨就借此來比對一下。

從前防作弊，就考生而言只是防夾帶。書上的東西記不了那么多，偷偷帶進來。這些年陸續(xù)發(fā)現(xiàn)了不少印刷精致但體積極小的四書五經(jīng)，被推測就是干這個用的。還有一些肯下本錢的人家，請高手猜若干策論題，再請人代作成文，自然也要先帶進來才能發(fā)揮作用。像今天這樣場外發(fā)射、場內(nèi)接收的作弊手段，如果比作3.0版的話，彼時則連1.0也談不上。所以他們防作弊的辦法也簡單至極：進考場時搜身。安史之亂前，這是唐代考場的一個制度。后來李揆諫言，“其試進士文章，請于庭中設《五經(jīng)》、諸史及《切韻》本于床”，才得到改觀。這做法就像今天考職稱外語可以帶詞典一樣，不懂你就查查。李揆的觀點是：“大國選士，但務得才，經(jīng)籍在此，請恣尋檢�！辈挥盟烙浻脖�，用得到的書擺在那兒，只考你能論出什么道道來。明朝之初，因為朱元璋說了句那些都是有文化的人，“奈何以盜賊待之？”就不搜了，但到嘉靖末年還是再設搜檢官，“解衣脫帽，且一搜再搜”。為什么呢？“時文冗濫，千篇一律，記誦稍多，即掇第如寄”，那些“無賴孝廉”大量搜羅以前人家的成文，“盡抄錄小本，挾以入試”，用到什么就抄什么。不過，如果夾帶被查出來，后果也很嚴重，可不像今天只是記錄誠信檔案、禁止若干年內(nèi)再考，而是要“荷校于禮部前一月”，先公開示眾，再“送法司定罪”。清朝前期，同樣“大小科場搜檢至嚴，有至解衣脫履者”；同治以后，“禁網(wǎng)漸寬，搜檢者不甚深究”。但是剛一寬松，那些可能成為國家棟梁的舉子立刻露出種種丑態(tài)，他們或“以石印小本書濟之”，或“寫蠅頭書，私藏于果餅及衣帶中，并以所攜考籃酒鰲與研之屬，皆為夾底而藏之”。那些深諳“有錢能使鬼推磨”之道的，則“賄囑皂隸，冀免搜檢”。所以，朱元璋還真沒必要疑問“奈何以盜賊待之”，那些不自重的學子，就沒把自己當好人來看。

由以上粗粗的梳理不難看出，考試作弊并非時代的弊病，頗有一脈相承之勢。然而，法治中國的新大幕已經(jīng)徐徐掀開，防作弊就不能再止于治標。差不多十年前的消息就說，《國家教育考試法》已由重慶市專家起草完畢，進入了征集意見和立法討論階段。在那部草案里面，考試作弊、徇私舞弊將被視為違法甚至犯罪。不解的是，這部填補我國一項空白的重要法律，為什么千呼萬喚未出來？梗阻在哪里？我們當然不會幼稚到認為這部法律一旦出臺，作弊與防作弊的纏斗就會止歇，然凡事總要有法可依，在考試作弊問題上，總要讓躍躍欲試者有法律層面的畏懼才是。